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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由来
“阿里”一词是藏语音译，意为“属地”、“领地”、“领土”等。直到9世纪初，这里仍称“象雄”。在汉文史籍中，不同朝代对其称呼各异。9世纪前被称为 “羊同”，元代称“纳里速古鲁孙”，明代称“俄里思”，到了清代方称“阿里”，直到今日。在藏文古籍中，“阿里”一词是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吐蕃王朝赞普之后裔来到这块原属象雄十八部的政治区域，并在此扎根。从此这块上部区域名副其实地臣服雨赞普后裔的统辖之内，故此，才有“阿里”的称谓。
历史沿革
阿里的文明史极其悠久，距今大约一、二万年以前，即有人类在阿里境内活动。在日土、革吉等县境内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打制石器等文化遗存。从日土县夏达措东北岸发现的带刃石片分析，这一带先民制造使用工具已有了很大进步。从噶尔县门士境内几座遗址内发现的很厚的灰烬看，先民们支配自然的能力已有重大突破。
公元843年左右，末代赞普达玛曾孙吉德尼玛衮逃至象雄，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称阿里王，阿里作为地名一词由此出现。其后，建立阿里三围政权。10世纪中叶，吉德尼玛衮将其长子日巴衮、次子扎西衮、幼子德祖衮先后派往玛尔玉（今拉达克）、布让（今普兰）和桑噶（今克什米尔南部）三地治理，后形成3个王系，史称“上部三衮占三围”。北宋乾德四年（966年），普兰王扎西衮次子松艾在札布让创立古格王系。11世纪中叶,普兰王维德幼子扎赞德在今尼泊尔北部建立亚泽王系。宣和二年（1120年），古格第六代王索朗泽派其次子觉卧杰布在库奴（今印度喜玛偕尔邦北部）建立小王系，属古格王管辖。13世纪后期，从桑噶王系中分离出巴当王系。古格第八代王泽巴赞死后，其二子分庭抗礼，各自掌政。吉德赞在朗钦藏布北岸的东噶•皮央继承古格王位（其时古格故城为其冬宫）；拜卧赞在朗钦藏布南岸的达巴（今札达县达巴乡）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小王系，后来成为达巴法王。
元代，阿里成为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划的一部分。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纳里古鲁孙元帅府，府址位于下阿里宗喀（今日喀则吉隆县），设元帅2人，统管阿里军政事务。成宗大德二年（1307年），贡塘王系的俄达赤德前往元朝大都觐见，皇帝下谕旨“尔为西藏统治者后裔，应予封赐”，封其为王，领“阿里三围”君主之衔，并赐予宝石制成的七字印章、1枚小印章、1枚普通印章和金册诏书以及丰厚的礼品（参见《贡塘赞普世系》）。而阿里境内各王系仍继续在其势力范围内行使相对独立的地方管理权。
明袭元制，设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崇祯三年（1630年），因教派之争，拉达克进占古格，古格王朝被推翻，拉达克统治阿里50余年。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达赖汗派甘丹才旺率蒙古族军队及藏军收复阿里三围，攻入拉达克首府列城后，西藏地方政府赋予其守边纳贡之责。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西藏地方政府在阿里建立噶本政权，管辖范围包括今阿里地区全部和后藏西部地区的仲巴等地。噶本政府下辖四宗六本，四宗即札布让宗、达巴宗、日土宗、普兰宗；六本为左左本、朗如本、萨让如本、曲木底本、帮巴本、朵盖奇本。另有改则本（康巴部落移民）由色拉寺直接管辖，仲巴基巧、森果基巧（土著部落）均由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辖。
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连进军阿里。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后，阿里随之和平解放。依据“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现行社会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西藏地方政府包括所属的阿里噶本政权机构及管辖区域维持不变。
1952年10月，成立阿里分工委，安志民为书记，阿里分工委受西藏工委、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双重领导。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后，在阿里成立基巧办事处，下设普兰、札达、日土、珠珠4个宗办事处，作为过渡性政权机构。
1959年4月5日，阿里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并解散了噶尔本政府，停止其继续行使地方政府职权。
1960年后，相继成立了阿里专员公署，建立了各县委和县人民政府。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原阿里分工委改为阿里地位，逐步形成地、县、区三级党委。
1970年1月1日，阿里地区的党政领导工作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管。
1979年3月7日，阿里地区党政工作重新归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直至今日。
文化艺术
文化艺术是象雄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许多以传说形式诠释大自然的神话。7世纪，佛教传入阿里本土以后，出现了佛教传说故事和歌谣，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劳动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内心追求，具有鲜明的西藏西部风格与魅力。和平解放后，随着部队和援藏干部的大批进入，一些诗歌、散文、小说等现代文学和戏剧、电影、歌舞、小品等现代文化艺术形式进入阿里。如军旅诗歌作品《生日的夜晚》、《马褡子》；纪实文学《天殉》、《雪域之魂》等，反映了新时代阿里军民的奋斗和追求，为古老单一的高原文化注入了活力。改革开放后，文化市场也随之开放，陆续出现游戏室、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阿里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
阿里的传统艺术主要包括音乐舞蹈、曲艺戏剧和工艺美术，尤以藏族乐舞和工艺美术最为耀眼夺目。普兰、札达一带为果谐的发祥地之一。苯教羌姆据传是辛饶米沃且时期流行的一种宗教歌舞，后又与佛教进行了融合，广泛流行于朗钦藏布、马甲藏布一带的寺院和民间。起源于札达的弦舞是阿里最古老的舞蹈种类之一，在古格遗址红庙残缺的壁画中依稀可见，至今仍在普兰、札达一带民间流传。阿里的雕塑、岩画在整个西藏艺术画廊中占有重要地位。古格时期的佛像雕塑不惜重金，雍容大气；古格壁画融高原质朴简约和南亚及波斯开放、夸张于一体，独具特色，开一代画风。
反侵略斗争
17世纪初，伴随着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先后有多批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阿里。这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西藏的觊觎和扩张的开始。此后的二三十年间，在西方列强的唆使下，阿里引发西方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宗教之争，并于1630年在古格爆发一场由官员、军官和僧俗民众参加的反洋教暴动，导致拉达克介入，古格灭亡。随后，西方传教士被彻底从阿里地区驱逐出境。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夏之际，现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查谟王室（森巴人）利用英国侵扰东南沿海之机，进犯阿里地区，遭到阿里军民的英勇抵抗。阿里噶本向噶厦请求派军支援。经驻藏大臣孟保、海朴和策穆林二世商议，决定予以坚决还击，并派代本笔喜率军赶赴阿里，后驻藏大臣和噶厦再派二噶伦率军增援，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森巴主力被一举歼灭，并杀死头目倭色尔•辛格，收复所有被侵占之地。次年，森巴军队再次大规模进犯，噶厦派军队迎战后攻入被查谟王室占领的拉达克境内，森巴军队请求讲和，达成停战协议，并出具永不滋事的保证书。这是一场阿里乃至西藏地方历史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影响和意义深远。
和平解放
在和平解放阿里进程中，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连以坚忍不拔和敢于牺牲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千难万险，通过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阿里噶本达成“五项”协议，为阿里全境解放奠定了基础。随后由于阿里上层，尤其是广大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持和协助，1951年8月3日五星红旗插上噶大克。
平息叛乱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在区外叛匪的煽动下，阿里地区极少数头人也参与叛乱。在平叛斗争中，由于得到广大农牧民的拥护和支持，阿里未发生全局性叛乱行为，并顺利完成了平叛任务。
自卫反击
1962年，中国实施对印自卫反击战，阿里处于西线主战场，广大党政军民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支援前线，保卫边疆，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战斗打响后，阿里地区成立了以专员丹巴坚作为组长的支前领导小组，提出要人出人，要物出物，要车给车，全力以赴，组织支前。先后抽调干部万余人，民工300人，支前4 000天人次；牧民出动马、牦牛为部队驮运人员、物资4 706匹（头）次；许多民兵救护组、担架组还直接参加了前线救护。在日土，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带领全县机关职工、学校教员，夜以继日救护伤病员，连寺庙僧人也主动参加救护。再次奏响军民团结、保卫祖国的凯歌。
一大批为阿里解放献身的烈士，为阿里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防巩固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上层人士、援藏干部以及广大普通群众，这些人无私奉献，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抛洒在阿里高原，是阿里历史进步的见证人，是阿里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奉献者。无数无名英雄的心血和智慧之光，照亮和灿烂了阿里的广阔天空。他们辛劳的汗水，浇开了今日阿里的文明之花、幸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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