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生,男,回族,195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1967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先后担任阿里地区团委副书记、地委宣传部部长、电视台台长、地委党校副校长、地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94年,王惠生与孔繁森一起当选为“全国民族团结模范”。西藏自治区党委授予王惠生“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
1967年,王惠生积极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的号召,奔赴黑龙江国营七星农场十七生产队,参加支边建设。在生产队,王惠生有个绰号叫“拼命三郎”,是当时的“荒友”们送的,因为他在工作劳动中从来都是玩命的。当时生产队条件落后,从各地运来的木材、钢材、机械、水泥、玻璃、煤炭等,都靠大家肩扛人抬,从船上背上岸,在这样的强体力劳动中,王惠生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每次都坚持到最后。
1976年,边疆出现了知青返城风。多次放弃返城机会的王惠生的信念和品格没有改变,祖国一定有最需要他的地方。这时,他听说哈尔滨师范学院要办一个专为西藏培养师资的援藏班,就动了念头。战友们都劝阻他:遭了十多年罪了,回北京指日可待,为什么非要去更苦的西藏。
但谁的劝阻都没用,王惠生具有藏牦牛一样的性格和意志。女朋友李晶太了解他了,除了坚定的支持也别无选择,数年后,李晶跟随王惠生去了西藏。1979年6月,王惠生完成了援藏班的学习。在全国数千万知青先后返城的高潮中,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雪域高原的征程,留在了拉萨市教育局人事科工作。一个北京知青,如今更进一步“上山下乡”,到了一个比北大荒更艰苦的地方,但这似乎还不够。经他反复申请,1981年12月,王惠生如愿以偿来到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工作。阿里地区交通不便,风俗语言不同,刚来时,他身边没有一个熟人和朋友。
王惠生来藏后几个月,便与从黑龙江过来看望他的女朋友李晶在西藏办了结婚手续。婚后,妻子继续在黑龙江工作,从此两人开始了漫长的异地分居生活。1993年,妻子李晶下岗后来到阿里,组织上考虑为她安排工作,王惠生却说妻子的年龄偏大,应把岗位留给年轻人。李晶没有责怪丈夫,而是自己想办法,开始卖豆芽,承包大棚种蘑菇。王惠生给妻子做出特别规定:菜价不能比别人高。党校有一辆接送学生的客车,经常坐不满,同事们说让王惠生的妻子搭单位的车去卖菜,他坚决不允许,偶尔搭一回也要付费。那一段时间,无论寒冬腊月,还是风沙漫天,阿里人经常看到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推着菜车走在狮泉河镇的大街小巷。王惠生把阿里当成自己的家,只要是工作,不分分内分外他都冲锋在前,甚至能豁出命来。在地委党校工作的时候,食堂只有两个人,烧的是柴火,两个人忙不过来,作为校长的王惠生就去帮忙烧火做饭。当时生产条件落后,地区供电不足,各单位需要自己想办法,王惠生便主动承担起发电员的工作,经常加班到夜里12点。时间长了,他竟然成了修理发电机的行家。1996年11月,王惠生到改则县调研,群众反映有人盗猎藏羚羊,他当即通知公安局,并让驾驶员开车追赶。公安人员赶到后,劝王惠生躲躲,他全然不顾,迎着盗猎分子的枪口冲在最前面。最终抓获8名盗猎分子,收缴盗猎用东风车2辆,步枪2支,被盗猎藏羚羊100余只。王惠生的儿子王江从小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他们没时间照顾,儿子便由王惠生的哥哥姐姐照顾。直到儿子9岁那年,王惠生才回家看过他。王惠生清楚地记得,当时儿子站在自己面前苦苦哀求:“爸爸你带我去阿里吧,我在这没爸爸也没妈妈。”王惠生心里酸酸的,儿子已经长这么高了,自己甚至都没亲手抱过他。2003年,王江中专毕业来到阿里,王惠生已是地区政协副主席,要给儿子找份正经的活干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于是王江便和母亲一起种起了蔬菜,在劳动的同时他不忘加强学习,提高自己,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应聘到一家单位工作。王惠生一再告诫儿子要好好工作,千万不能给单位添麻烦。朋友们都说王惠生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说到自己,他无怨无悔,但说到儿子,他流下了愧疚的眼泪。
王惠生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经常深入到农牧民家中,嘘寒问暖,送钱送物。阿里有一位五保户顿珠,王惠生待他如自己的亲生父亲。家里做好吃的接他过来吃,逢年过节请老人一起过。老人生病了,他就买药送去,一直到这位老人去世。2003年,王惠生回北京探亲。到了藏历新年,他拿出自己平时积攒的8000多元,请在北京上学的阿里孩子一起吃团圆饭,让孩子们过了一个快快乐乐的藏历新年。他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不徇私情,不让家属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占公家的便宜,甚至不让家属搭乘单位“顺风车”。在阿里工作的30年间,王惠生从来没有放松过自己,大事的间隙都被小事填满,以致身患多种高原疾病。阿里人民由衷地称他为“活着的孔繁森”。
退休后的王惠生虽然人在北京,却还是心系阿里。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就是收看收听有关西藏的新闻,西藏那边来人找他,有什么事他都尽其所能去办。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有三十年都在阿里,人生有多少个三十年呢?阿里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永远放不下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