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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发布时间：201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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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论网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新书是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Ｅａｇｌｅｔｏｎ）今年４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得如此之快，既令人颇感诧异，又让人深觉庆幸——它来得正是时候。　

　　这本新书的出现立即让我们回想起大约２０年前的另一本书，那就是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两相对照，彼时的时代情境与今天实在大相径庭：随着１９８０年代末１９９０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不少人以为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因而再一次匆忙地为马克思主义举行了葬礼。而德里达力图指明的是：如此这般一再举行的哀悼活动实质上不过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再次返回、为它在未来的复活招魂；因为马克思的精神在当今世界中每一种具体化的形式中有其“幽灵”般的持存。今天，伊格尔顿著作的风格则与之迥然有别，他试图清楚明白地论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这一体系的各种矛盾以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其自我瓦解的时代状况下，以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被彻底埋葬的观点，不仅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实在有点滑稽可笑了。“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有幸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２００８年陷入全面危机，甚至连商业街上的自动提款机都险些面临关闭的命运”。　

　　对于伊格尔顿来说，马克思学说的意义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已经经历并且正在经历的种种危机中，而且还特别表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按其自身逻辑的运行和持存中。如果说，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及其危机能够更多地在情绪和信心方面鼓舞马克思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的持续运行和发展变化非但不能使马克思学说的意义消失，相反却使之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显得尤为中肯和必要。因为，作为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性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变化为基本对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和持续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和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对德国的实践政治派所作的评论相一致：你们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但如若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可能消灭哲学。　

　　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无疑是历史性的，但它又无疑占据一个非常辽远的历史跨度。也就是说，由于这一学说在思想理论上所开拓出来的巨大的历史深度和广度，所以它将命运般地、如影随身地涵括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正如熊彼特（Ｔ．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在谈到马克思时所说的那样，大多数思想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至于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思想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几经湮没，却又一再重现，而马克思的理论就属于这种有生命力的“伟大的创作”。作为这样的创作，马克思的理论独立于我们的爱憎之外——它会遭遇众多的反面评价和激烈的驳斥，却不但不会受到致命的伤害，相反却有助于显示其理论结构的真正力量。伊格尔顿重申了这个基本事实，并对之作出了恰当的和多重的解释。　

　　对于“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个问题，伊格尔顿的新著作了多方面（共计十个主题）的探讨与应答。然而在我们看来，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点是，伊格尔顿力图表明：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首先在于他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指证为一种历史现象。“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这一点之所以具有决定意义，是因为现代性意识形态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披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伪装，从而制造出关于这一世界的现代神话：资本主义是自然的并因而是永恒的。在这种神话的视域中，“未来不过是现在的重复”；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是被看作“一种不久之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而是被视为“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突出地显现出来。众所周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之点，就在于揭示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条件和历史界限，在于破除现代经济生活是自然的、永恒的，并因而是可以无限制发展的幻觉。既然我们很早就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终”，为什么还会屈从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将会与世长存的神话呢？事实上，这种神话不仅泛滥于各种无头脑的流俗观念中，而且也实际地充斥于众多非批判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对于曾经专注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伊格尔顿来说，上述情形恰恰来自于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而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将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日益获得了中性化的意识形态修辞——“现代”、“工业主义”、“西方”，等等，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幻觉又使关于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原子化，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秩序免遭政治批判。　

　　至于伊格尔顿新著的那些专题，既然在这里无法展开，我们就建议读者自己去研读了。这本著作的显著优点是：“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个问题异常明确，每一个专题中“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被表述得十分清晰，而作者又采用了尽可能通俗的——但并不因此就是粗陋的——方式来展开壁垒分明的论战。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伊格尔顿的观点，但这种论战本身的启发性和当代意义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曾经作为英国新左派代表之一的伊格尔顿也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如何使这本书所展开的那些论战（特别是“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个问题）能够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相联系，便成为一项真正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