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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论网
中华民族已有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则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为可歌可泣的的篇章。我们党９０年的历史有将近７０年是和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密切相关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仅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且从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党的二大通过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１９４３年６月共产国际解散，始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中共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都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苏联党的关系也很密切。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两党关系曲折复杂、扣人心弦且具有悲剧色彩，这无疑是当代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全球战略的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而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又是其中的核心。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两党两国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关系的好坏及其转变过程，无论是对中、苏自身，还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都有深刻的教训和经验可以吸取；对于在当代如何正确处理世界上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无疑会增加许多智慧。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周文琪先生的近著《史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１９―１９９１）》（以下简称《史镜》），正是对这７０多年来共产国际、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史的十分深刻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历史启迪也是十分深刻的。
我以为这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１．宽幅式地展示了共产国际、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全部历程。书中写了八个历史阶段。在这些章节中，作者既简要叙述了共产国际３０年、苏共７０年的历史发展，也将中共这７０年的历史发展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在一些重大史实问题上，解开了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谜团。这证明作者不仅具有共产国际和苏共历史知识的深厚功底，也具有中共党史知识的深厚功底。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者最后在“苏联共产党痛失执政地位的教训与启示”一章总结出七条经验教训，以作为对今天人们的历史启示。
２．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历史功绩作了公正的评价。１９２４年３月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主管共产国际长达１８年，总的来讲，支持中国革命是主要的。但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仗，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年两年对我们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这的确“是公正的”。书中引证了英国首相丘吉尔曾以敬畏的口吻对斯大林所作的评价：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如果再加上一句：“他创造了一个震撼世界的拥有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他在前进中所犯的许多错误，也丝毫不能掩盖其众所周知的光华了。不仅如此，周先生还正确地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亦应如此。”我认为，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作这样的评价，才是最“公正的”。
３．书中还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料。仅举一例：第四章中列有一节“共产国际、苏联帮助盛世才建立统治权的实质”。这是一个史学界很少有人研究的冷门课题。统治新疆十年、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新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盛世才，在１９５８年和美国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艾伦伦惠廷合著、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新疆：是走卒还是中枢？》回忆录一书，把自己吹嘘成是世界上的反共领袖之一，在新疆取得了反共的丰富经验。他无耻编造共产党人毛泽民、杜重远、陈秀英（盛世才的弟媳）的“认罪”假口供，妄图证明共产党阴谋推翻他在新疆的统治，所以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捕和被杀都是“罪有应得”。该出版社誉此书是“迷人的独特的”著作，这无非是“耸人听闻”，为盛世才涂脂抹粉。周先生以大量而详尽的史料，在说明苏联帮助盛世才建立统治权的民族利己政策的失误的同时，揭穿了盛世才的反动本质和罪恶。这一课题曾以《析苏联对盛世才的政策》为题在１９８９年《中共党史研究》第六期上发表，引起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曾彦修先生的注意，他特地致函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廖盖隆，说：“该文（对此问题）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料，盛世才在新疆的十年统治，其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探索，值得写出全面著作，本文作者具备这个条件。特此建议。”由此可见周先生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
本书也略有不足之处，如：在叙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路线的干扰和王明右倾错误中，文字上略有重复。另外，关于季米特洛夫对批评王明争当领袖、剥夺其 “钦差大臣”资格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克服其右倾错误，并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中的作用也应当给以肯定，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曾说过：“季米特洛夫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比如抗日战争初期帮助我们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
盼望本书再版时能对以上不足给以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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